清代乾隆年间诗人黄仲则曾经在年17岁时在《杂感》诗中感叹说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

中国历史上还有个几乎约定俗成的说法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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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，书生们大多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苦读圣贤书，渐渐地便与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，一些想法做法脱离现实，便让人觉得可笑。

再加上从年少时不事稼穑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一旦自食其力，又往往左支右绌，为人轻蔑。最主要的，书生们圣贤书读多了，往往被洗脑，以为世界就是书中描绘的样子，于是认死理，不变通，终于处处碰壁。

关于这一点，从司马光编著《资治通鉴》的开篇就可以看出端倪。

《资治通鉴·周纪一·威烈王》开篇即言“二十三年 初命魏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”

翻译成现代文即是“公元前403年，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国君”。

这看似寻常封赏，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多大事，即三家分晋，三家分晋是春秋战国的分野。

在用18个字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后，司马老先生痛心疾首地批评周威烈王做法不当，即姬午先生不应该这样做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司马光认为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制，因为礼制最主要的功能是区分地位。

正是有了“礼（朝廷纲纪）”的存在，才能君臣有别。公、侯、卿、大夫等才有个名分。

正因有礼、分、名的存在，所以再有能力、再有地位和财富的人，才心甘情愿地接受天子调遣，所以天子—三公—诸侯—卿大夫—士—庶人，一级管制一级。由此，下层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层统领，上层心安理得地接受下层服务。所以，君臣之位，犹如天地之不可变易，即这种如此美好的秩序是绝对不能改变的。

还有，礼还用来分辨贵贱，排序亲疏，裁治群物，处治日常事务（庶事）。如果没有名分，礼就得不到彰显；没有器物，礼就得不到体现。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，用器物来分别标志，这样上下才能井然有序。

但是周威烈王却打破了这种和谐。诸侯有功劳，原本可以多赏赐财富、土地等，但是唯独名位和器物，绝不能假与他人，因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，名位、器物一紊乱，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。

换句话说，周王不应该把肢解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的“首领”封为诸侯，这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。如果周王不背书，那么三人自立，就成了悖逆之臣，如果天下再有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重臣，说不定就会讨伐他们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司马光说的都对，但是未免太书生气了。

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众所周知，此时的周王朝早已是强弩之末，所谓的权威性、道德感召力早已是明日黄花，要不也不会劳驾孔老夫子自嘲说如丧家之犬、周游列国，推行所谓的仁政之术了。

更何况，春秋一代，多少大小诸侯根本不把周王看在眼里，动辄互相攻伐杀戮，甚至对周天子舞刀弄枪，指手画脚。最典型的当属公元前707年，周桓王被郑庄公的手下大将一箭射伤，不仅受了皮肉之苦，关键还被从神圣的天子射落“凡间”，从此周王室的威信日渐消减，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政治规矩被打破，诸侯争霸开始频频上演。

正是在这种情形下，周天子所谓的名与器，烂在手里只会一文不值，反倒不如趁着行情还好，早点变卖一些，挣点伙食补助。

再说，你即便不背书，人家完全可以学当年的楚国自尊为王，你还是拿人家没有任何办法。

所谓“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”，对待君子可以讲道理，对待强盗只能硬碰硬。